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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颗心灵都渴望去远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地明白能够走多远的路,不是问双脚而是要问志向。岁月更迭,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远方,不只是一张地图,一份遥想,也是一个心愿,一种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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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走西口的晋商故事(八)  

2010-03-24 20:38:51|  分类: 晋商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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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陆华农)

                                                    常家不输志气智斗俄商人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从此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全部让晋帮商人垄断。大盛魁,复字号,十大玉,祥泰隆,等等商号遍及西部蒙古及其俄国。

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

俄国商人一直觊觎中国茶路上大把的银子,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这些条约让俄国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又使沙俄把我国蒙古、新疆的万里边境变为俄商独占的无税贸易区,而山西商人等华商恰恰相反,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自然难以与俄商抗争。

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同治八年(1869),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又得以深入内地。茶叶是陆路贸易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汉口设有六家砖茶制造厂,并在九江、福州设有分厂,每年运往俄国和蒙古地区的茶叶近 900万磅。1886年后,因俄国人的竞争,中国茶商年年赔本。西伯利亚最大茶商莫勒恰诺夫在中国经营,使归化城好几十家华人茶商破了产。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严重损失,据统计光绪三十三(1907),仅营口的山西商人,一年就亏折银 200余万两。

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单纯常家运往俄国的茶叶就占对俄茶贸易的50%。

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州,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一年时间就翻了5倍。

晋商贩茶受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一样的路途一样的东西到了目的地,晋中商人的茶要付出高于俄国商人十倍的成本代价才可以与俄商进行市场份额的争夺,赔本还得赚吆喝,习惯了大把暴利的晋商开始畏缩了,恰克图晋商的对俄的茶贸易也就开始日益衰落。

到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但是,晋商中的常家毕竟是一支经验丰富、久经商战、意志顽强的商界劲旅。他们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 的方略,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利益,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

正好这个时候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

                                  常家开设商号到俄国莫斯科

榆次常家是迄今为止最值得世人称颂的一代晋商,无论在晋商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晋中常家后裔都值得称赞,常氏由商起家,传至十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常氏自经商家境富裕之后,便注意让子弟读书学儒。其他商家后裔大多家财散尽,冻饿街头而亡,常家后裔却出国留学以报效国家为己任,1868年在恰克图常家首先提出“应对俄商的欺压,捍卫华商利益,要反其道儿为之,俄商可以南下采茶,为什么咱们不可以北上直接到俄国内陆建立商号?”

当时清政府为了遏制外国俄商接连不断的无理要求,对晋商网开一面同意了常家的提议,下旨“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

当时的晋中常家常立仁是当时的掌门人,他从小就跟随父亲足额系商务,是“北常”常万达一系所开的商号,( “大德玉”、“保和玉”、“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大昌玉”、“大涌玉”、“大珍玉”、“大顺玉”、“独慎玉”)十大玉的领军人物。

常立仁出外塞北、每年岁末都要亲自来往张城时(张家口),库伦与恰克图,既是大雪淹没了马胫,仍旧不阻挡行程,他做事情一项雷厉风行,豪侠仗义,无所顾虑。每天都要行百余里,餐风餐雪,沿路往往没有人烟,车帷四处漏风,寒冷异常,但是许多事等着他协调只能马不停蹄往前赶,不敢休息。可见当时既是再有钱夜得亲历亲为,条件艰苦也要在所不惜。

常家从八世祖常威一条“捎马”创业,经九世祖常万己和常万达、十世祖常环海、十一世祖常秉公、十二世祖常麒麟、十三世祖常维春以及常立训和常立仁,到十四世祖常旭春任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九朝,直到民国年间,沿袭了两百多年。在这两百多年中,常家共设立过商号、账局、票号等字号数十处。从这些商号分布的地区看,可以说是遍布国内外。从第九世的常万达、常万己起,常家的商号分为两大系。常万达一系所开的商号,主要以“玉”字为号,计有“大德玉”、“保和玉”、“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大昌玉”、“大涌玉”、“大珍玉”、“大顺玉”、“独慎玉”等,后有“十大玉”之说;常万己一系所开的商号,主要以“德”字为号,计有“大德川”、“大德昌”、“大德兴”、“大德宏”、“三德玉”、“慎德玉”等,后来就有“十大德”之说。除此之外,还有不用“玉”、“德”两字的商号,如“成吉厚”、“三和源”、“瑞隆裕”、“笃信成”等等。常家商号数目众多,这是常家兴旺发达的主要标志,也进一步说明常家商业在全省、全国所占的重要地位。

以前在恰克图的中国茶行百二十家由于清政府与俄国建立不平等条约火,税负加重,担负不起而逐渐关门歇业仅存十家,但是三年之后就只剩下四个老的山西行庄了。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常立仁,凭借常家雄厚的实力和多年的信誉,仍坚守这一领域。

得到清政府的政策支持,如虎添翼,常家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

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说明晋商确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商界劲旅。

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常立仁倡导“绝交运动”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当时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清政府割地赔款已经不再在乎捍卫本国商人的利益了反正能征收到税银就行。

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各家商号都开始关门歇业,日见萧条的市场,日渐微利的茶路贸易,茶商逐渐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许多商号都把资本撤回山西老家,在平遥城内票号业已经成为最热门的生意,茶路艰苦曲折,成本高昂,即使运来茶叶,利润也逐渐萎缩。

大掌柜与常立仁研究是不是也关门歇业,回内地开票号去。看着祖辈辛苦赚来的一份家业,常立仁没有点头同意也没有点头说不同意,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北常”从雍乾年间开始主要从事茶叶贸易,到同治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当时对外贸易中规模最大的茶贸世家,特别是其老字号“大德玉”及其联号“大升玉”、“大美玉”、“大泉玉”、“独慎玉”享誉中俄商界。

“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咱们得想方设法让朝廷为咱们撑腰,我就不相信,咱们堂堂百年老号会输在洋人手里,你去打听打听看那样客户是喜欢咱们老字号的砖茶还是喜欢俄国洋人的茶?”

常立仁起身叫来马夫。“我要去汉口,我要抵制洋人经济盘剥,我就不信,咱们有自己的茶山,有自己的茶路就换不回来过去的辉煌,我要让洋人的船只运不走茶,重要截断他们的茶路,我看咱们有的是希望。”

“既是是截断茶路又能怎么样呢?咱们上的税比洋人多了10倍,咱们的利润仍旧起不来呀!是政府无能,不是咱们的问题。”当时同族的亲戚一直反对再在茶路上荒废银子,要搬回老家去做票号生意。

常立仁不忍心放弃祖辈留下来的茶生意,更多的是不忍心看见靠茶路吃饭的驼工与茶山的茶工失业,流离失所无业可依,他忘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汉口作为茶路最大的中转站,在常立仁心中那里是咽喉,只要扼住敌人的咽喉就可以让敌人窒息儿绝气身亡。其实当时中国工业落后,许多先进的技术正在兴起,俄商之所以可以在短短时间内占据中国茶商经营了一个世纪的外域市场,除了他们有天时,其实也依托了工业机械的力量,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气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

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这些原有是因为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加上科技落后,常立仁当时是没有心情静下来考虑大社会的不足,不单纯是政府腐败无能,更多的是封建体制僵化,制约了中国人在创造性思维上的潜能,晋商在历史上可以独占鳌头与他们的地域条件相得益彰,如果没有通往外域的茶路,赚取俄国与外域的银两只能是纸上谈兵,现在外域人加大了对政府的侵略,他们依靠先进技术打开中国的大门,海路通畅,再加上政策优惠,国内的商家再玩命抵抗也只能是做了以卵击石的下场。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常立仁于光绪九年(1883)来到汉口联系制茶工人、经纪人、装卸工人开了一个会,会上常立仁号召大家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要让蛮夷在中国的地盘上再肆虐下去,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宣讲百年来,中国茶商在茶道上开辟了怎么样辉煌的历程,讲到康熙亲征征服外域开启了大清国对外域贸易的金钥匙,讲到所有人的饭碗皆来源于“茶”,现在有俄商钱来觊觎,大家怎么能束手就擒,听天由命?如果不联合反抗就是把自己的饭碗拱手让人。会让后世子孙唾弃,再不联合抗击一定会使自己的名字遗臭万年。

一时间得到上下呼应,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全签字画押,抱着同盟军的信念保卫自己的饭碗不被掠夺,同生共死也不与俄商合作,赚取没心钱,谁夜不想让后世子孙责骂,遗臭万年。当时国内有严重的抵制洋人情绪,后来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的“扶清灭洋“口号就是一个表现。

当时没有《新闻联播》如果有那么就应该知道世界局势是处于什么样的时局当中了。1881年:德国、奥匈帝国、俄国结为同盟,是为三帝同盟。 1883年:德、奥、意三国同盟。 1889年:光绪皇帝开始亲政。1894年:中日因朝鲜的东学党问题爆发甲午战争。作为邻国日本早垂涎中国的富饶了,他们在朝鲜静心策划侵略战争,朝鲜来函请求帮助,唇齿相依焉有不救之理?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东大门不被打开,清政府才同意了让惠于俄商,以为俄会牵制日本,但是一开战发现自己国家用来抵抗的军队机制落后,根本不具备战争能力,武器落后,兵役锻炼不足,看着日本步步紧逼,1895年:中国清政府又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1899年,美国发表对华门户开放政策通牒。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 1900年6月,慈禧太后向各国宣战,引发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常立仁在1883年一道开展了大规模的同盟绝交运动,打击了俄商的气焰,加强了与同行及茶农、茶工之间的合作,使常家茶叶贸易额一度时期出现回升。在俄国入侵和清政府压榨的夹缝之中,常立仁想方设法抓住和创造一切机遇开拓贸易。

在勤勉理事的同时,他还无微不至关心下属,情之所至,人心所向。日无倦容,内外之情赖以无壅,而诸同事亦得所从事焉。常氏商业特别是茶叶外贸在岌岌可危之际,经常立仁大智大勇操劳运作,虽难达到中兴,但却得到了有效的延续。由于操劳过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即过早辞世,年仅54岁。去世后,村民痛哭相告:“我等无福,使夫人之不自能长庇覆也。”。就是说再也不可能有像常立仁这样的人来庇护他们了。在光绪三一、四年(1877;1878)'山西发生特大灾害,饿殍遍地,常家在乡府设粥厂,常立仁一噱慨拿出数仓谷物和自家药店中的各种药品救助村民赢得了村名的一致爱戴与好评,可谓一生勤勉,为了常家事业他奉献了一生,生逢乱世的常立仁智勇双全,在中国西域对外贸易上写下了最磊落也最掷地有声的一笔。那就是“顽强与抗争。”

俄商1900年后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气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清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附加: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____畸形发展起来的票号业

晋商恰克图贸易和茶叶、丝绸贸易减退,其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于是“票号”成为新的经营项目在清朝大地上生根开花,不管如何,这些巨商富贾加人票帮队伍,对壮大票帮实力无疑有着重大影响,也是票帮走向极盛的重要象征之一。

同治、光绪年间,票号的营业地域进一步扩展。上海成为国际和国内贸易的中心,山西票号大举进军上海,各家票号都在上海设有分号,1872年(同治十一年)就达到22家,并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作为同行组织。同时,票号向沿海各口岸城镇推进,在杭州、福州、厦门、营口等处也相继设立分号。

汉口开埠,商业复兴,票号大增。这一时期,票号还发展到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归绥、吉林等边远地区城镇。票号设立机构的城镇已达到54个,比道光、咸丰年间增加了1倍。特别是合盛元票号,冲破重重困难,经日本政府批准,于1907年4月(光绪三十三年)在日本设立支店,又在东京和韩国仁川设出张所,当年和次年在中日之间汇兑业务即达2000万日元以上。

其间,在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还有山西票号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页:在慈禧、光绪西逃经过太原、晋中之时,票号曾捐赠大额银两济急;慈禧、光绪逃抵西安后,即传旨各省,令所有上解京饷款项,一律改为电汇山西总号。一时间,山西平遥、祁县、太谷票号成为清政府户部的临时代理金库和总出纳。慈禧、光绪回京后,北京秩序略转正常,便鼓励山西票号在京分庄很快恢复营业。山西票号的声誉也空前高涨。

光绪年间,票号赢利大增,分红丰厚,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决定赢利的因素;首先是汇兑、存贷业务发展,营业收入增加;同时汇费和放款利息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在因素。在19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初,票号对工商业汇款汇费普遍上升到二三分,高者七八分,即达到2%一8%。而在此以前,汇费一般只有四至六厘,高者七八厘,即4%0—8%0。这一时期,由于放款利息提高,存放款的净收入增加更多。据日升昌14个分号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的资料统计,这一年存款支出利息194458两白银,放款收入利息285063两,存放相抵后,净收入达90605两。因此,票号获利很大,分红很多。祁县乔家1884年(光绪十年)将大德通改组为票号,资本为10万两,很快大获其利。到1888年第一个账期(4年1个账期)届满,赢利总额为24723两,资本利润率为24.72%,每股分红额为850两。此后资本逐步增加,赢利、分红逐期迅速攀升,每个账期每股分红额达3千两到6千多两。到第六个账期即1908年,资本达到22万两,赢利总额达到743545两,资本利润率高达413.08%;每股分红1.7万两,相当于第一个账期分红额的20倍。太谷曹家的锦生润,1903年改组为票号,资本3.2万两,当年赢利7380两,资本利润率为23.06%;到1906年,资本增至6.4万两,赢利达到51948两,资本利润率增至81.17%。其余票号在一个账期内每股分红少者七八千两,多者一二万两。如大德恒1万两,协成乾1万余两,日升昌1.2万两,百川通高达2.23万两。

在同治、光绪年间,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形势危机不断,日趋严重,晋中票号身处逆境,屡受重创,险象环生,反而走向极盛,其最大的商机主要来源于时局的危机,因此是一种畸形的繁荣,夕阳的灿烂。 

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以来,列强全面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通商口岸由上海等5个城镇扩大到37个,资本主义通过倾销洋货和掠夺原料,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1862年(同治元年)到1893年(光绪十九年),年均进出口货值达到15370万海关两,比咸丰年间增长103.28%;年均-人超985.7万海关两,比,咸丰年间增长146.48%。到1894年,进出口总值达到2.94亿两,1901年达4.38亿两,1905年达6.74亿两,1910年达8.43亿两;这15年中,又增加1.9倍,入超更为严重。外国在华经营贸易的洋行,1882年为440家,1892年为579·家,1913年增加到3805家。这样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和这么多洋行生意,需要把洋货从口岸销往内地,把在内地收购的土特产运到口岸,这种口岸与内地埠际间的大量货币流通,完全由票号承担汇兑。《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提供了一位外国人的说法:“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当时上海等口岸,虽有外商银行,但专任“洋商之事”,还有钱庄经营本埠之事,埠际之事,则全靠票号。因此,汇兑款项大增。由于进出口货物在流转过程中往往需要经过若干环节,这些环节之间的资金往来有不少也需经过汇兑,因此由进出口贸易发生的汇兑总额,实际上远远大于进出口总值。

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清政府为筹措军费曾向汇丰、德华、克萨银行借款1.2亿两。甲午战后签订《马关条约》,日本侵略者索取的赔款及费用达2.3亿两。清政府为交清赔款,只得再向俄法和英德四国的银行财团借款。两次借款,合计外债高达3.5亿两,还款期限分别为20年、36年、45年。其中单是向四国借款,每年偿付本息即需1200万两。除户部从京饷中拨200万两外,所缺1000万两加派到15个行省、18个海关和盐道摊还,由各省关按期汇交上海江海关道衙门,再交付各国在华银行。这项汇兑业务由票号承担。

庚子事变后,1901年签订《辛丑各国和约》,规定赔款4.5亿两,转为39年摊还的债款,年息4厘,总计共需支付9.8亿多两。庚子赔款加上四国借款等,各省摊解额由1895年的1056.1万两增为1902年的4772.4万两,增加了3.52倍,初次摊派各省即达1880万两。当时对这种情况的评论是:“款目之巨,旷古罕闻;限期之迫,转瞬即届。”于是汇兑摊给各省、关和盐道筹集的赔借各款,就成为票号汇兑的巨额业务。

1862年(同治元年)到1893年(光绪十九年),各票号年均汇兑官款2544005两。而从1894年到1911年,年均汇兑官款7881359两,增长2.1倍。票号的汇费收入和利润当然也会相应巨额增长。国家和民族所遭的不幸,反而成为票号发展极盛的原因之一。

清政府财政拮据,陷入困境,又为票号增加了新的业务和收入

甲午战争之后,向外国的赔借各款所付本息,在清政府岁人和岁出中的比重,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就已占到25.9%和22.8%,到1905年达到41%和31%,财政收入近1/3交了列强。此外,各省和海关税收短绌,应解京饷经常欠解或不能按期解到,造成日常开支经常人不敷出。于是又出现了各省关向票号借垫解饷、户部向票号息借商款和各衙门在票号存款生息的新业务。

票号为各省和各海关汇解官款,始于咸丰年间,以后屡禁屡开,渐成惯例。从1862年(同治元年)到1893年(光绪二十九年),30年间票号汇兑京饷、协饷即达7351万两。其间,各省关向票号借垫解饷始于粤海关。1865年(同治四年),粤海关被指派京饷20万两,限农历五月前解第一批10万两,但“将库存银两尽行搜括,尚不能凑成巨数,只可向殷实西商协成乾等银号筹议借垫,先出汇单,凑兑各款,速资拨解,随后再由税收归结”。(清档,两广总督瑞麟等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奏折)自此开始,各票号为各省关特别是闽、粤大量垫解京协各饷。据统计,1864—1908年共垫解1794万余两。

“息借商款”,实际上就是政府向票号举债、贷款。如1894年,因甲午战争军费浩大,户部向各家票号借款100万两,期限二年半,月息7厘。同时奏准各省督抚息借商款。如湖北向日升昌等借款14万两,二年半归还,月息7厘。江西息借商款23.9万两。

户部和各省藩库之款,历来不许外储。但从光绪年间开始,为维持财政,开始打破成例。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户部提出白银100万两,交存票号生息,存款利息二说3厘,一说5厘,存期8个月。1906年,户部在存义公、大德恒、大德通、义善源等票号存款206万余两,占到户部在银行业界存款的29.75%,一般为月息3.5厘至5厘。户部之外,其它衙门的暂时闲置资金也有一部分存于票号。1906年至1907年陆军部在大德恒、大德通、存义公等票号存款154万多两,占到该部存款总额的31‘4%。其它衙门和各省、关都有类似的情况。在已经建立了大清银行之后,还有相当大比例的官款存放于票号,自然对票号的经营大有益处。

此外,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曾发)行“昭信股票”(公债),举借内债,不少票号曾经作为代理商募集债款,并认领了一定的“股票”。

票号在清末业务量大增和赢利、分红达到顶峰的非正常的特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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