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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魏晋时期的太原经济  

2008-10-08 22:14:18|  分类: 晋商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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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580年)的八百年,太原地区的经济由于政权更迭频繁,战乱四起,加之匈奴南侵,天灾不断,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社会经济经历了战乱衰退——恢复发展——重遭破坏——再度兴起的多次往复。 

农牧业的恢复与变革 

中华民族是“以农立国”的民族,农牧业生产是古代太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 

一、农业的衰退与变革 

战国末年到秦汉之交,社会经济在争战灾祸的涤荡之下,严重凋敝。秦王朝建立后,虽然国家统一,战争平息,但秦始皇大兴土木、徭役、赋税苛繁,生产力遭受严重摧残。到西汉初年,面对国家元气丧失的状况,臣民极力主张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无为之治。人民开荒生产的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恢复迅速。当时的西汉王朝认为,河东、太原、上党郡若能供应关中粮食,则可避免漕运之繁费和砥柱之险,所以三郡农业深受西汉政府重视。 

西汉于文帝时始行屯田制度。因太原以北为汉政府抵御外族入侵的军事要地,军屯制度首在太原以北施行。这一带的土地迅速开发,出现了大片农田。由于移民屯垦和推行军屯,改进革新农具,推行旱作技术,农作物产量比三晋时期有了较大提高,河东、太原、上党的粮食均可供给京师,说明当时太原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然而,由于汉政府日趋腐败,土地兼并激烈,农民在兼并中流离失所,加之匈奴连年南下掳掠,以至东汉中期以后,屯垦停止,边境空虚。接着东汉政府分裂,战乱四起,汾水下游土地荒芜,无人农耕。从人口变化情况看,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太原郡所辖21个县,土地面积51750平方公里,住户169863家,人口680488人,每县平均居住8089户,人口密度13.1人/平方公里;到东汉元和五年(公元140年)出现人口锐减的现象,太原郡当时所辖16县,土地面积45360平方公里,住户30902户,人口200124人,每县平均仅居住1931户,人口密度4.4人/平方公里,县均住户和人口密度分别比西汉初期锐减76.1%和66.6%。直到曹魏时期,为筹集军粮,复在河东、并州等地设立屯田管理机构,农业有了恢复。 

综观秦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混乱时期,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正如曹操诗《蒿里行》所写:“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无一,念之断人肠。”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亲率大军击败袁绍所辖并州刺史高干,任命梁习为并州刺史。梁习治理并州,致力于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山西境内“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贡达名士,咸显于世”。 

魏灭晋兴,司马腾任并州刺史。公元306年,并州遭遇大饥荒,又被刘渊部攻掠,并州人口只剩下不满2万户,农业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破坏。 

北魏初年,豪强地主势力强大,“并州王氏……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百室合户,千丁共籍”。荫户完全隶属于豪强宗族的庄园经济,不向国家承担赋税义务,严重影响了国家按户征收赋役制度的执行。北魏孝文帝为了与豪强地主庄园争夺人口与劳动力,缓和农民的反抗,巩固封建统治,便在公元485年于平城发布均田令。主要内容是按农民人数与官吏等级分配无主荒地。 

由于均田制把游离的劳动人口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奖励农民从狭乡迁居宽乡,朝廷编户齐民数字增加。东魏孝静帝武定年间(543~549年),太原郡辖10县,共有住户4.5万户,人口20.8万人,户均人口4.6人,比西汉元始二年太原郡户均4人有所增加。 

秦汉时期,官民兴办农田水利的积极性较高。西汉武帝以后至东汉末年,太原境内的水利工程逐渐修复。史载:元初二年三月,安帝诏令在最富裕的地区太原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灌公私田畴。 

曹魏时期,官府以屯田制为手段筹措军粮,在实行屯田的地方,极力开发农田水利。如在河东、太原,就曾利用当地的水利条件,灌溉农田,提高农作物产量。 

二、农作物品种增加,产量提高 

太原农业在西汉时期有较大发展,从作物种类、品种的增加和园圃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反映出它前进的步伐。 

《晋乘搜略》载:武帝“思富养民,教民为代田,劝种宿麦,利民食也。并北地寒,故不能种宿麦,……又麦之别种曰燕麦,俗称莜麦,夏秋种,胜寒,宜边地。太原……近山诸属胥有之曰荞麦,秋种,有红黑斑三种。谚曰:中秋有月,荞麦多实。”“禾稻之美甲于通省”。这段史料说明,当时太原地区已种植了冬小麦、莜麦、荞麦和黍,还有了水稻。 

园圃经济始于汉。武帝时张骞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从此不断从西域引入园艺作物。 

汉代太原增加了种植葡萄,并能酿制成葡萄美酒,被视为佳品。

三、畜牧业兴盛繁荣

秦汉时期,因战争需要,马、牛类的大牲畜急剧增加。《后汉书.马援传》载:“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秦末汉初社会动乱,边境不稳定,社会经济凋敝,军马严重缺乏,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状况。为此,西汉朝廷在边郡大力发展官营牧场,同时也在内地广建官马厩,并且采取鼓励民间养马的措施。当时并州太原就置有“家马官”一职。

北魏在兼并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将数以千万计的马、牛、羊掠至平城地区,平城地区成为北魏王朝最大的牧场。北魏迁都洛阳时,在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西)重置牧场。为了使牲畜适应南部炎热的气候,每年自河西牧场徙牲畜于并州,再由并州渐次南徙,使其适应水土,最终聚于河阳牧场。

据《北齐书.斛律金传》载,北齐于晋阳“饲马数千匹”。可知当时太原乃至山西是国家畜牧业基地所在。

工矿业的开发与提高

一、矿物的开发

秦汉之际,太原工矿业同农业一样,经受了战争的浩劫。到西汉初年,才渐渐恢复生机“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据古籍记载,秦汉时,太原郡有铁;“悬瓮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安邑、晋阳、娄烦有盐。”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4年),对盐、铁产销实行官营。当时全国设置铁官49处,山西4处,其中有太原郡的大陵(今文水县内);设盐官36处,山西5处,其中有太原郡的晋阳。宫营盐铁业从采矿到产品运销都由官府经营管理。

汉代山西还有采金者。太原东太堡出土的汉代文物中,有马蹄金五件,共重1205克。《汉书·武帝纪》载:“联礼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为黄金。”(首山在永济市南。)

炼铁要用石灰石作熔剂。石灰石和硫磺的开采,还有白矾,也当是汉代山西开发的矿种。

二、手工业的普及提高

秦汉时期,手工业发展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有较大提高。魏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仍在缓慢发展。

太原青铜手工业历史悠久。秦汉时期,青铜业并未因制铁工业的发达而衰退。1961年,在太原东太堡发现了铜鼎、铜镜及玉璧等文物。同年8月,又发现了铜钟、鼎、鉴、盆、剑、博山炉和大量的半两钱等文物,还有铜钫1件,上刻铭文为″晋阳容六斗五升重二十斤九两″。说明其规模、工艺和经营比较宏大、完整,可见晋阳是汉代铜业发达的地区。

北齐时,晋阳冶、原仇冶(位于今盂县)见于史书记载。特别是北齐綦母怀文把生铁熔液灌注到柔铁(即熟铁)中的炼钢法,说明铁的冶练技术又有新的进步。

晋阳城酿酒业发达,出现了汾清等名酒,远销到邺都。武成帝在晋阳曾经敕河南康舒王高孝瑜:“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盅”.

商业繁华与遭受冲击

秦汉时期,商业贸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司马迁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汉初,政府实行“与民无禁”的政策,进一步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的太原为交通要冲,四方商货集散,流通贸易繁荣。

自“白登之围”后,汉与匈奴建立了“和亲”关系。山西商人经常用丝织品、酒和其他手工业品与匈奴人交换牲畜与毛皮制品。由于双方贸易是互利的,都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所以边贸长盛不衰。

晋阳是各地物资集散之地。晋阳地区贸易主要是以马匹为主的畜产品及金银珠宝等物。

晋阳地处交通要冲,是北方马匹输入中原的必经之地,也是河西马匹进入中原的中转站。河西马匹进入中原以前,必需在晋阳一带驯养,以适应中原的气候环境。

北齐晋阳城商业繁荣,商贾云集,且有外国商人出现。太原南郊的北齐娄睿墓壁画中的载物驼队画,为首一人头顶光秃,前额与脑后、鬓间仍乌发如墨,鼻子肥硕高耸,浓眉环眼,好似大食人形象。右后一驼上驮个大软包,两驼间的一人高大修长,高鼻短胡,浓眉深目,似为波斯人。后一驼驮大软包、虎皮垂囊与丝绸等物。这些画面反映了当时晋阳与境外商人的贸易情况。

西晋至北魏统一北方前,战乱频繁,游牧民族相继入侵。他们肆意抢掠,冲击农耕,使工业凋敝,商业停滞,社会经济衰落。北魏统一北方后,直到太和初年,仍然“钱货无所周流”。

城市建设与繁荣盛况

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繁荣。纵观这八百年间的太原城,规模扩大,建筑增多,人口增加,消费上升,佛教迅速传入,并很快进入社会生活各个层面。

公元前248年,秦将蒙骜攻占晋阳城设太原郡。汉初,刘邦为防御匈奴南侵,派韩王信镇守晋阳,改太原郡为韩国,以晋阳为国都。公元前196年,西汉为巩固边防,并雁门、太原郡为代国,封其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城。从此,晋阳城一直作为山西中部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是汉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西晋末,经过“八王之乱”,晋阳城遭到严重破坏。公元307年,刘琨任并州刺史,大力招纳流民,“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发展生产,晋阳城再度重建。

十六国时期,战乱频繁,晋阳城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与坚固的城池,成为群雄逐鹿交替控制的地方。在以后的70余年间,晋阳先后为前赵、后赵、前秦、西燕后燕占据。其中,公元385年,前秦苻坚子苻丕曾在晋阳称帝,改年号“太安”。

北魏皇始元年(396年),拓跋圭发兵40万从平城攻入晋阳,晋阳成为北魏南下中原、东出河北的交通枢纽与军事基地。北魏皇帝拓跋圭、拓跋嗣与拓跋宏都曾亲临晋阳巡视,其后百年,晋阳局势相对稳定,城市得到恢复发展。

公元500年,秀容部酋长尔朱荣盘踞晋阳,以太原王的身份操纵北魏政权。公元532年,尔朱荣部将高欢进据晋阳。高欢深知晋阳的地理形势与军事地位之重要,在晋阳建起“大丞相府”。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高欢以大丞相身份独揽东魏大权,常年坐镇晋阳,公元550年高欢子高洋夺东魏政权而立北齐。东魏、北齐两朝,晋阳虽为别都,但其政治、军事地位实比都城邺城(今河南安阳北)更重要。

高欢不仅于晋阳建立了大丞相府,而且创建了周长27里的“晋阳宫城”。后来,北齐武成帝又在晋阳修筑了周长4里的“大明宫城”,超过了北齐都城邺城的宫殿。同时,还于当时的汾河东建立了晋阳东城。

高欢还将晋阳郊区的唐叔虞祠修葺一新,由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祖鸿勋作《晋祠记》,“晋祠”之名从此著称于世,被郦道元称为“晋川之中最为胜处”。天保(550~559年)年间,高洋在晋祠大起楼观,穿凿池塘,飞桥架水,兴建凉亭水榭,命名“难老”、“善利”二泉,建“望川亭”于悬瓮山,颇具“别都之胜”。齐后主高纬在晋阳西山广建佛寺,著名的有童子寺、定国寺、开化寺、圣寿寺、法华寺、天龙寺等。这些佛寺僧尼众多,一夜燃油万盆,光照晋阳宫内。又开凿石窟,镌刻佛像,这就是今天的天龙山石窟。

东魏、北齐时,商贾聚集晋阳,他们除进行商品贸易之外,与权要人士的交往也非常密切。商人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渗透政治领域。“富商大贾朝夕填门”(《北齐书》卷50《和士开》载)。当时晋阳城内显官贵妇聚居,外国使节和商人往来不断,各方珍奇异宝荟萃于此。高欢依附尔朱荣时,“因刘贵货荣下要人,尽得其意”,被任命为晋州刺史。因此,晋州等地的金银珠宝涌入晋阳城,再通过这些“要人”及其命妇,流到市场。

当时晋阳城内还集中了大量其他财物。后主在“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宫女“一裙直万匹,镜台直千金”。

总之,秦汉魏晋时期,晋阳一直以区域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地位,成为群雄竞相争夺的地方。到了东魏北齐时,晋阳则是实际上的都城,城市建设、商业、手工业空前发展,是这个时期山西城市发展的典型。

道路修建与交通运输

太原主要交通大道形成较早,这是太原在古代中国北方所处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地位所决定的。

一、陆路

秦统一中国后,“坠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消除了战国时期区域间的交通阻隔。公元前220年,秦治驰道,“高出地面,用铁椎筑土”,道茬坚实。道宽50步,每隔3丈树青松为志,宽阔平坦,森严蔚然。秦代驰道贯通全国,纵横辐射。其中一条为河东干线,由陕西咸阳东北起,越河过蒲津桥,经平阳、晋阳,堑山湮谷出长城直通云中。此外,由太原至石家庄市东有一条大道与河北驰道连接。公元前228年,秦始皇由邯郸至太原,由太原西至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南)巡游,说明邯郸至太原、太原至上郡也有大道。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出游途中病死沙丘(今河北省平乡县东北)。当时秘不发丧,大车队继续由井径口(今平定旧关)入晋,由太原而北出雁门(今右玉县境)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再由直道至咸阳。说明太原至雁门有大道。

汉代恪守秦制。凡驰道通过的县,一律令其随时修缮保养。东汉以后,随着驿站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汾河谷地交通要道上的驿亭分布日广。

东魏时,平阳太守封子会曾修筑了从平阳北出汾州达太原的大道,取名千里径。

秦汉时期继续开发太原通往晋东南的大道。由晋阳至祁县东观,顺胡甲水(今子洪水)过屯留、长治、高平到晋城。又一路由太原至榆次、榆社、左权,出黄泽关(今左权县东南界),达邺(今河北省磁县南)。

太原以北道路主要修建于秦汉时期,郡治与郡治之间有车马大道相联。此路由太原、广武(今代县)直至平城(今大同市)。

北魏统一北方,由平城迁都洛阳。高欢自立为北魏大丞相,仍居晋阳遥控洛阳,政事往来以晋阳为中心。东魏、北齐时期,霸府晋阳与都城和其他主要城市的交通甚为便利。主要大道路有:晋阳至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村)、晋阳至洛阳、晋阳至长安、晋阳至平城(今大同市)等。

二、水路

西汉时期,大力发展水路交通,解决漕运砥柱之险,进一步勾通了山西与陕西关中水上交通。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武帝曾乘楼船从长安出发,沿渭河入黄河北上,到万荣庙前村入汾河,留下著名的《秋风辞》:“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汉宣帝五风四年(前54年),河东、太原、上党地区“岁数丰穰,谷贱伤农,石谷五钱”。于是漕运这些地区的粮食供应京师长安。当时汾河漕运能上溯到太原盆地。(《资治通鉴》卷27《汉纪十九》)。

魏晋时期,战乱不断,汾河漕运受到影响。北魏后,东魏政权占据了山西地区,兴和二年(541年),高欢令各州于滨河地方和津梁所在地建仓廪,积储粮食,以备转漕运供应军需、赈济灾荒。在并州,他继续利用并发展了太原与羊肠坂之间的漕运。因为并州为东魏北齐立国之根本,“转漕太原,以供军需,以固根本”,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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